2009年6月，全国共出现了5起医患暴力冲突的事件。有评论说，那是“医生的黑色六月”。

　　来自福建的全国政协委员简少玉对其中的“南平医闹案”至今记忆犹新。在此案中，医患之间多次发生群殴混战，在政府强行平息后，医生因对处理结果不满到市委门前静坐示威，最终引起全国关注。此次两会，简少玉最重要的一项提案，是建议政府尽快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。

　　“医患矛盾不是私人恩怨，靠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只能伤害彼此。”她对记者说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相关的“窗口”机构，已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地方。近年来，一些患者对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感到失望，采取了过激行为、非常手段，有的患者家属还以一定报酬雇用乡邻甚或社会闲杂人员，迫使医院进行赔偿，因此，出现了“大闹大得利、小闹小得利”的局面。

　　“问题是，医闹的后果是一家得利百家哭，看似某个患者胜利了，其实负面影响大得多、深远得多。”简少玉说。

　　来自广东的彭磷基委员也持相同观点。他指出，医闹虽然让医院受到了损失，但是它也迫使医院加强了防范心理，“如果医生在高风险疾病诊治过程中选择明哲保身，必将抑制医生在风险下的治疗尝试与创新，结果很多患者可能失去救治成功的机会！”此外，医生为了防范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，在诊治中会倾向于采用更多的辅助检查手段，这势必大大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。

　　简少玉表示，目前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十无其一，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各种形式与院方私了，其中医闹索赔、恶意索赔、暴力索赔的情况普遍存在。一般的做法是，患者家属拒绝出院或移动尸体，在医院门前挂横幅、设灵堂、烧纸钱、打医生、砸设备。如此这般，无论医院有无过错，医院都得出钱买平安，动辄就是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。

　　简少玉和彭磷基认为，医患矛盾有着复杂深刻的科学技术风险和社会历史背景。既有医疗资源不足，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原因；也有医疗质量不高、服务态度不好，群众不满意的原因。在医改的大背景下，建立新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非常迫切。

　　2002年9月实施的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及赔偿处理的唯一法律规范。根据《条例》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是医学会，但鉴定的客观性、公正性备受质疑。经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，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被人鉴定，正所谓风水轮流转，难免促成“与人方便与己方便”的潜规则，患者的利益却被牺牲了。

　　同时，正常的行政处理或司法诉讼，不仅程序繁杂、旷日持久，加上医学鉴定费用大都不菲，患者家庭在精力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。何况，鉴定专家、鉴定过程的不公开，更加重了人们的不信任。因此，大多数患者都拒绝走合法渠道。

　　简少玉说，医患矛盾，根深日久，解决起来必须多管齐下。她建议，政府牵头，由卫生、政法、群团组织等部门组成医患矛盾调解委员会，研究医患矛盾现状，提出解决办法，协调各方及时处理和化解矛盾，避免患者投诉无门导致事态恶化。同时，医院也应当提高服务水平，在合理检查、合理用药、合理收费上下功夫，规范医疗操作程序，提高医疗质量管理，尽量避免因医疗过错引起纠纷。

　　她还敦促尽快出台合乎国情、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处理条例，明确医疗机构、卫生、公安等部门在处理医患矛盾中的职责；完善相关法律依据，客观公正地处理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；建立医患双方都认同的纠纷处理程序。

　　此外，简少玉认为，有必要建立医疗职务责任保险制度。由政府、医院、医生三方共同投保，根据医生的岗位风险，确定不同的投保级别且强制医生购买。在发生医疗责任事故时，由保险公司出面理赔。这样既可以保护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合法权益，也有利于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，从而为医患之间建立信任打下基础。